生活总是给我出选择题

平静生命之后的一次盛放
文/贾明 心理辅导杂志

生命平静惯了,一次的盛放便消耗掉所有的能量

我是这样一名男子: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,然后晨跑、早餐、工作;12点午餐,再工作,晚上5点晚餐,餐后有片刻的休息,偶尔会去看电影。

每天单调地生活,但我很满足,对我这样平凡的一个人——相貌平平、囊中羞涩、身无所长——生活已待我不薄。我没有高远的理想,只要有一个平静的家,漫漫人生这样走下去,再平庸的结局我都接受。

这样的性格是适合做教师的。上天如此安排,我也安然接受:在一个小小的中学,我是一名语文老师。

每天下午去办公室,我会穿过篮球场。那个时候篮球场空无一人,太阳寂寞地照着,我听着自己的脚步声,想像学生投篮时的呼哨。晴空如此蔚蓝,太阳如此温煦,我想生活是美好的。

生活是美好的,不打破这美好,这是我的理想。小小的、凡俗人的理想,应该能够实现。

生活日日流走,我不知疲惫地穿行于宿舍、教室与办公室之间,不知世上是何日。但总是不断有人捎来外界的消息,诱惑鼓励我——一天,原来的老邻居刘姐打电话来,说受我家人之托,为我物色了一个女朋友,晚上7点在家里见面。电话里她的口气不容置疑。我苦笑,心里却没有太强烈的反对。27岁了,我不得不走到这一步。

晚饭只有5个人。父母坐对面,刘姐坐在那个女子的右边,我在她左边。她该很年轻,白白小小的脸,童花短发,羊毛长裙,一身素净。刘姐说她叫李怡文。怡文怡文,美丽而贞静,我愿意携她的手。

饭后我们沿着长街散步。晚风乍起,吹动她的裙摆与短发,而她双手交握着,不为所动。不为晚风所动的女子,我心里感叹着。黄黄的街灯将我们的影子拉长,两个细瘦的影子在地上接触,十分稳妥地亲近着,像是两个熟识的人。

我的话不多,她也不怎么说话,我心里是喜欢这沉默的,沉默之中有种静静的淹没,我陶醉了。

第二年十月,我携着怡文的手,步上了红毯。彼时她刚满22,而我已经28,心里开始有淡淡的沧桑。但新婚的喜悦多少平复了我起伏的心情。至此,我有了自己的家,生活安定,我再也不欠缺什么了。

再一年我们有了小孩,是个女儿。生育后怡文不复丰满,开始无可遏止地削瘦。新做母亲的人是焦躁的,她每天抱着小宝,不知该如何让她停止哭泣。只是起劲地哄着,哄到连自己都跟着一起伤心。她每每求助似地望着我,我只能苦笑,忙着洗尿布——我们原是不懂如何做父母的人。有了小宝以后,我们夜夜难以安睡,她总是在我们刚进入梦乡时开始哭泣,怡文被吵得烦恼不堪,有时会下手打小宝,但总不能下重手,不到周岁的孩子没错,错的是我们。

我开始早起,由原来的6点提早到5点,匆匆洗脸,然后离家。关门的时候我总听到小宝细碎的哭声。生命何其残忍,是否一个生命的新生总必须伴随着另一个生命的衰竭?

在教室里我找到暂时的平静。这时已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,我迎来了一批新学生。他们热情、张扬、充满生命的活力与斗志。有时候在上课的间歇我会有片刻的恍惚,学生的眼睛晶亮,他们的身体崭新,而我的眼已开始灰暗,肌肉开始松弛,三十而立,而我却走向下坡路。

家里仍旧吵嚷,只是小宝已学会安静,而怡文却由沉默转为抱怨。做你的妻子真累,她说。做母亲真是受苦,她说。做儿媳得不到公婆的关心,她说。她不满意自己的角色,发泄似地骂人。我望着她的脸,很心疼。怡文不再是那个沉静的少女,而我,竟然也在成家立业之后开始颓败。

早出晚归,我不得不选择这样一种逃避方式。

“鲁迅的文章是好的,”我说,“他有一篇写实的小说非常精彩,叫做《伤逝》。你们看看,会了解一些真实的生活,以及——”我顿了顿,“以及真实的爱情。”台下哄笑,我也笑了。时值今日,学生们仍旧对这个问题敏感,但我想,即使他们看了《伤逝》,也未必理解爱情无法附丽于生活时所必经的痛苦。

课间我在走廊外看天,点了一支烟,沉浸在烟雾缭绕中。天很蓝,太阳也很明亮,但在层层烟气之中,我却感到暮色沉重。

“老师,能和我们谈谈《伤逝》吗?”是清脆的女声。我回头,两个女孩子,一个叫李黎,一个叫杜明。我摁熄了烟,笑笑:“你们感兴趣吗?我以为今天的中学生都不看鲁迅。”

李黎顽皮地昂头:“老师小看我们了。”我又笑,却看到杜明的眼睛,沉静但又霸道,我心里一惊,这双眼何其明亮。杜明开口了:“老师,你讲《伤逝》时调子低低的,像在讲自己。”我避开她的眼睛,回答得似是而非:“是吗?”

一次的作文题叫《这样一位老师》,杜明又让我心惊一次。她写道:“他是这样一个人,总是远远地躲开人群,孤独看书、吸烟、散步。从不和人交谈。我知道他是不快乐的,幸福的男子不该有忧郁的气质。”我甚至有些愤怒,原来一个少女便可洞悉我的心事。看完杜明的作文,我拼命吸烟。不该是这样的,我原本是个幸福的男子,安于平静的生活,有可爱温柔的妻子,如花似玉的女儿,但如今一切都似乎不复存在。生活竟然将我逼到这样困厄的地步,不该是这样的。

自此,我上课开始不大自然。下面有双锐利的眼睛,我怕显出自己的晦暗,不得不躲闪。课余也不敢呆在走廊上,就着十分钟,从教室走到办公室,再从办公室走到教室,不辞劳苦地——我竭力平静自己。

但杜明却成了魅影。我无法不去关注她。她有这样明亮的眼睛,这样意味深长的笑容,这样乌亮的头发,见我的面,会斯文地叫我老师,我无法不关注她,我想自己在堕落。

我的心在学校偷偷地越轨,开出花朵,回到怡文身边,这花便开始凋谢。怡文在带孩子的过程中,学会使性弄气,常常在我备课的时候,冷冷地来一句:“再辛苦又怎么样?一样爬不上去。”我心虚地保持沉默,这个家太压抑了,就让她发泄在我身上。夜半时我接触到她的身体,冰凉、干瘪、僵硬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落在她的脸上,其实她的眉目依旧挺秀,嘴角仍然有漂亮的弧线,只是瘦,脸上烦恼驱之不尽。这个时候,我总是十分惭愧。

惭愧是一种重负,也是一种责任,我试图逃避。我开始渴望见到杜明,杜明的笑容,杜明的身影。她是这样年轻,我以为在她身上可以重得青春活力。第二个学期,我换杜明作了科代表。每个周末,她就抱着全班的作文本往我办公室跑。“老师,都交齐了。”她总是这样说,嘴角有浅浅的笑意。然后我们开始交谈,由浅开始,慢慢深入。和杜明谈话成了我周末必备的功课。等到黄昏时分,我们便一起走出校园。这个时候和女学生在一起是不妥当的,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,这是我自己的事,不与别人相干。杜明总是问我:“可以告诉我你的故事吗?老师。”我怎能拒绝,然而我是个没有故事的人,我的烦恼并非源自一场受伤的爱情,而是千疮百孔的尘世。我这样对她说:“你不懂,你不懂。”她站定,看住我。语气坚定一如她的目光:“我懂。”后来有一个傍晚,她就这样坚定地握住了我的手。那是深秋的一天,落叶纷纷而下,太阳正渐渐退去,大风从衣领子里灌进去,一阵一阵的寒气自外向里,而杜明却温暖地握住我的手,说:“我懂。”

我的心在那个秋天,在那所小小的中学,盛放。杜明就在远远的那一边,微笑着,赞叹着。我自此明白,原来一个平凡的男子的生命也可以是起伏的,可以是灿烂的。

怡文似乎已在我的生命里远去。每天回家我吃过饭,便扭开电视,漫无目的地索台。电视机的声音伴随着小宝的哭声和怡文摔盆打碗的声音,我非常厌恶。行至这一步,我不知道如何对她开口,也不知道如何对杜明说她的将来。杜明一天天成长,渐渐逼近离校的日子……怡文日复一日做同样的工作,木着脸,毫无表情……我不知道如何选择。

生活自动给了我一个选择。杜明在应届高考时成绩出奇地好,考上了北方一所著名大学。整个暑假我们没有见面,她忙于应酬、庆祝、准备出发,怡文做晚饭时,我常常透过窗玻璃看那条灯火通明的长街,想像两个人携手时的情景。我想念杜明。

杜明没有和我说再见。新学期开始时,我接到李黎打来的电话:“杜明让我告诉你,就这样算了吧,她说你会明白的。”我静静地说:“好。”这也许是师生恋最好的结局,不必有离别感伤与牵绊,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

我再次走回生活的轨道。开始恢复惯常的作息:6点起床,然后晨跑、早餐、工作;12点午饭,再工作;晚上6点晚饭,晚饭后坐在家里扭开电视,漫无目的地索台,10点半准时睡觉。我的家日渐平静,不再喧嚷,怡文已成了彻底的家庭妇女,月底找我讨工资,精打细算地过活。小宝已三岁,会追着欺负比她小的小朋友。我则是盛放后的疲倦,生命平静惯了,一次的盛放便消耗掉所有的能量。这能量多少留了些余烬,勉强可以烘暖我的妻子、女儿。此后,平静如初。

历史上的今天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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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我遇着你,都觉得跟你聊天很有趣,后来仔细想一想,才发现上了你的当,你根本什么话都没有说。 最会说话的人,往往也就是不说话的人。 只可惜这道理也很少有人明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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