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20,广东集体离婚

南风窗记者 肖瑶

刚过去的“5.20”,登记结婚的人不少,错过了今年的“2020.02.02”,好不容易等到疫情和缓,人们不会放过“2020.05.20”。

但就在前两天,另一条热点新闻闯入公众视线:深圳4、5月份爆发离婚潮,离婚预约排号爆满,有离婚念头的夫妇,至少要等到一个月后才能“兑现”。

据当时的报道,深圳在4月内结婚登记总量为4160+27(涉外)对,离婚量则达3514+10(涉外)对,离婚总量达到了结婚总量的84%。而历年,深圳离婚总量一般不会超过同期结婚总量的三分之一。

目前,登入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查询可看到,离婚可预约的最远日期为6月18日,而深圳市各区的离婚剩余预约量均为0。

目前,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上显示,深圳市各区的离婚剩余预约量均为0

当然,这样抓眼球的数据不得不令人警惕。就在“离婚潮暴涨”的消息刚过一天,有媒体记者整理发现,很多市民预约婚姻登记之后旋即又放弃办理。不需要等到一个月后,甚至早上申请离婚,下午就反悔。

而真正“冷静”下来,才看得到事态全貌:今年2、3月的长期隔离,使得离婚手续办理不得不延迟、堆积,才有了4、5月份集中爆发的“离婚潮”。

另一方面,受疫情影响,近月登记结婚的数量也在减少。据统计,深圳结婚的对数从去年的11371下降到9062,下降幅度为25.5%。

但纵然如此,整体上看,这半年来,我国的离婚率的确是大大提升了的。

就前文提到的深圳来说,罗湖区婚姻登记处主任李少忠直言:从2月10日罗湖区婚姻登记处开始上班以来,前来离婚的几乎天天爆满。

长达小半年的隔离,把正常的时间秩序打乱了,不少人对家庭、爱情和社交关系,都多少获得了新的发现和理解。

2020年5月20日,安徽滁州,一对情侣在电玩机械前接吻,背后的游戏机荧幕上留着玩家们试图打破的“520”记录数目(摄影/Gloria)

如果说“520”是一种仪式感心理,“排号离婚”则更像近期被反复提及的“报复”心理。同一屋檐下,少了距离感、私密感,生活琐事囤积矛盾,一点就燃。

自然,“报复性”的说法只是投了疫期的巧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更多的婚姻散伙,必然是成年人理智考量的结果。无论有没有这次疫情,该离还是得离,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但终究,疫情都提供了契机,让人们有更多冷静思考的时间,去审视一段关系。

将视线放长一点,近几年内,我国的离婚率的确逐年上升,“离结比”(离婚对数/结婚对数)亦呈增长。据民政部2020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,我国结婚率自2014年逐年下降,2019年结婚登记947.1万对,较上年少63万对。

同时,离婚率则已连续15年上涨,从1987年最开始的0.55%上升到2017年的3.2%。2019年,全国共离婚登记415.4万对。

2015年之前,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连续13年递增

似乎是为了应对越来越“草率”的离婚,“离婚冷静期”被列入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》,半年前正式公布。

不断走高的离婚率,呼吁理智对待婚姻的“冷静期”,无不呈现出一个现象:当代人对婚姻的热情和信心在消减。我们真正来到了萧伯纳所说的“离婚同结婚一样容易和方便,一样成为私人的事情”的时代。

“疫情让我们‘绷不住了’”

结婚七年,何茗第一次想以离婚来结束这段褪淡的感情。

隔离期间,丈夫每天早晨睡到10点,一天,何茗有点不高兴了,自己也不知为何,心里堵着一股怨气,大半天都板着脸。中午,她和孩子去午睡,丈夫自己做自己吃,何茗醒来后发现厨房水池里堆满了没洗的锅碗,她顿时火冒三丈,丈夫也急躁,吵着吵着,两人“直奔离婚了”。

何茗明白了:导火索从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但就是那些鸡毛蒜皮,折射出婚姻的“一地鸡毛”。

“他(丈夫)想要的幸福就是谁都别管他,想睡就睡,想起再起,想吃就吃,想动再动;他照顾孩子,就是高兴时抱过来不管孩子乐意不乐意亲上几下,然后扔到一边自己玩儿;他陪老婆,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,谁也不要打扰我。”何茗说。

有挺多朋友不理解她,“至于吗?我和丈夫也都是放假睡到十点、十二点,不想洗碗就堆着,两个人都是随心情做家务,躺尸到天黑。”

何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状态,似乎是不至于。但是她的理想婚姻,是规律的、干净的,是“一家三口一起吃喝玩睡,一起散步一起旅游。”

过去两个月,一场疫情让他们朝夕相对,她终于“绷不住了”。

然而,登记的离婚日期还没到,两人不得不继续一起生活。前两天,有朋友来家里做客,丈夫表现很勤快,这让何茗“又有点犹豫了”。

“唉,女人!”她叹气,朋友劝她:“那就再想想吧,想想孩子。”

隔离,并不是就此让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彼此割裂了,虽说“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,但在看不见的很多旮旯,或许也上演着异曲同工的剧本。

如莉是一个湖北三线小县城的基层护士,与丈夫结婚快十年了,有一个五岁的女儿。

她记得清楚,前两年怀孕时,自己还在医院上班,所以都是一个人去产检,“他(丈夫)一次也没陪过我”。

孩子生出来是个女孩,如莉总觉得夫家人不是很喜欢。“我剖腹产,伤口疼,奶胀,他都当没看见一样。有时上厕所突然耳鸣,我喊他,他睡床上没听到一样,离婚的念头一次次涌上心头。”

休产假期间,如莉想要200块钱买条裤子,丈夫没给她。她不是没想过离婚,只是和很多女人一样,更多想到孩子。

他们吵过,甚至打过,最令她失望的一次,是丈夫背着她偷偷打了5000元给前女友。“那段时间他说没钱做生意,我给了他3万元。我彻底死心了。”

“直言不讳地说,我嫌他穷。我们好几次争吵都是因为钱。”如莉恍悟,她积压在心底的抱怨和不满,或许不全是这段时间丈夫的冷淡。这一“恍悟”让她既羞赧又清醒了。

疫情的爆发,是点燃离婚决定的最终导火索

2月份,如莉所在的医院征集自愿去隔离病房的护士,她故意询问丈夫意见,对方轻描淡写地说:“你去吧。”

“我让我同事们发给自己的老公,没有一个说让自己老婆去的。”如莉有点委屈。

鉴于家里有孩子要照顾,加上自己身体不是很好,如莉后来还是没有去当医院志愿者,但这段时间让丈夫的冷淡愈发凸显出来,她心里多年来悬着的一线希望,彻底断了。

武汉的罗小姐和丈夫是网恋认识的,两人交往十年后“奉子成婚”,预产期正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。

生产后,罗小姐和先生、婆婆,及她自己的父母被迫困在同一屋檐下,2个月的时间内,产生了很多口角、矛盾,一家人彼此积怨颇深。

武汉开城后,罗小姐和丈夫孩子、婆婆一起回广州生活,谁知刚到家,她就和丈夫爆发了剧烈冲突。丈夫勃然大怒,把家里砸了“稀巴烂”。罗小姐正在哺乳期,受到惊吓后连续几天奶水不足,但她没忘把整个冲突过程用录音、照片记录了下来“当证据”。

孩子刚出生三个月,预想中的美满家庭没有出现,反倒是勾心斗角、防备和伤害,构成了刚新生父母生活的全部。

罗小姐现在唯一纠结的,是到底要现在离,还是等哺乳期过后再离。

特殊时期的亲密关系

许多人唏嘘:没想到是疫情让我看到了婚姻的本质——或者“看到了他/她的本质”。

周然在深圳罗湖区婚姻登记处担任离婚调解员,疫情期间,她见过因一副扑克牌执意离婚的夫妻,也见过因无话可说感情消淡最终走向解散的夫妻。

“但每件琐碎的生活小事背后,都有积重难返的感情危机。”周然总结。

当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被迫日夜紧密相处,两个人的生活高度重叠、碰撞,一段感情的浓度和密度,可能上升,也可能因过溢而溃烂。

十二年前的汶川震后,就曾有社会学者分析:“地震后,四川人更愿意反思生命的意义,更重视生活的幸福度,更关注个人的感受。在对婚姻产生怀疑时,更愿意果断选择离婚。”

共患难未必定能巩固一段感情,灾难后,越来越多人意识到,婚姻不能“维稳”,而是要“求美”,当幸福不再,亲密关系从享受变成忍受,离婚,似乎就不再是那么苦大仇深的决定。

日本媒体甚至发明了“新冠离婚”一词,表达因疫情而膨胀的婚姻矛盾。月访问量激增的日本网站“丈夫Death Note(死亡笔记)”上更新着新冠疫情期间来自妻子的“诅咒”。

十年前的泰国电影《永恒》以一种超现实的讲述方式,描绘了一段极端条件下的爱情消逝。两个人受情欲所驱,跨越了道德伦理的防线,不可自拔地爱上对方,他们被惩罚用铁链永远锁在一起,两人本还庆幸:可以永远与对方在一起不会分开了。

然而,随着时间流逝,“铁链”真正“锁死”了他们的感情:二人逐渐相看两厌,所谓“爱情”丧失活力,渐渐腐坏。

有评论说,“锁链”就像是现实中的一纸婚书

台湾艺术家谢德庆用一部名为《绳子》的艺术实验作品,也探讨了类似话题:与伴侣365天形影不离,会怎样?

谢德庆用一根8尺长的绳子,将自己与女艺术家绑于腰间,这一年中,两人无论做什么事都紧密挨在一起,绝不分开。一年结束的时候,两人谁也不愿意再多看对方一眼,决然转身离开。

“绳子”和“锁链”都试图从人类的亲密关系中提炼出某种共性:当两个人无限接近,也就形似于无限消解自我。隐私没有了,自由没有了,感情崩坏的危机与日俱增。

老生常谈的“距离产生美”一说并不过时,我们越是享受亲密,越是需要私密。

王尔德说,“男女因误会而结合,因了解而分开。”给爱情下了一个略显夸张的定罪:误差。

婚姻像链条,像坟墓,它越来越不能代表爱情,也越来越不能定义爱情,这早已不是新鲜说法。甚至已经有一些社会学家预测婚姻在人类社会未来终会消失,比如李银河教授就发表过“现代婚姻制度终将消亡”的观点。

有人认为爱情比婚姻苛刻,有人认为婚姻比爱情复杂,但究其根本都强调了一种形态:越是具体、牢固的亲密关系,越有可能给人带来无法承受的“散场”成本。

散场,也需要冷静?

结婚是一段关系的建立,离婚则是一种关系的解散。

中国人似乎对“散”有种天然的悲剧意识,对“合/和”则本能地支持。历来也有“宁拆十座庙,不毁一桩婚”的尚合意识,因为在传统观念里,婚姻和家庭,仍是最合适的幸福容器。

于是人们呼吁: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前,应当尽可能充分“冷静”。于是有了对去年12月底民法典“离婚冷静期”提案的热议。

2019年12月24日,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,草案第1077条规定了离婚冷静期: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,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,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。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30日内的,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;未申请的,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

但舆论对该方案的反馈似乎充满了质疑,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对家暴的不适用。

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的梁聪律师拥有300多起婚姻家事案例经验,他认为,“所谓‘冷静期’,本质即是违约期。”

“只要双方的婚姻关系没有正式解除,所谓‘冷静期’就给了一方违约和反悔的机会。”在梁律师看来,该政策出台的初衷是好的,但的确可能给家暴留下空间。

如果另一方要离婚,施暴方不同意,加之法院判决离婚之难,受害者要摆脱家暴和这段不幸的婚姻,就要付出极大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

所以,“冷静期”的根本弊端,还在于抬高了当事人离婚的成本。

湖北省内诸多妇女儿童保护机构反馈:疫情期间,湖北宜昌的家暴案从同期的46起增加到147起,翻了三倍;荆州的报案次数也翻了一倍,且90%的暴力缘由都与疫情有关。图为《判决之后》剧照

梁律师认为,每个当事人在起诉离婚或者想离婚之前,其实都已经历过了无数个“冷静期”。“但今天社会的趋势是,离婚、结婚的成本都很低,但离婚比结婚其实更难。”

如果想逃离一段不幸的婚姻,需要经过对方的批准、民政局的批准和法院的批准。而离婚协商常涉及到财产债务的分配、承担,及孩子抚养权的归属、大量繁琐的协商谈判等等。

但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,诉讼离婚里判不离的概率非常之高。

司法机关出于种种考量,压低了第一次起诉成功的概率,而第二次起诉也要等到第一次判决书生效6个月之后,这也是为什么家暴在离婚案件中往往难以执行,受害者常年置身水深火热。用梁律师的话来说——“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们离婚的权利。”

《民事诉讼法》第124条,(七)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,判决、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,没有新情况、新理由,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,不予受理

值得一提的是,在5月19日,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透露其准备建议删除“离婚冷静期”条款草案的决定。

蒋胜男对南风窗记者分析,不管是冲动结婚还是冲动离婚,成年人均属有义务与责任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结果。即便离婚后反悔,在所有离婚案例中也是极少个案,且法律也有复婚的途径以供选择。

据《2016年中国婚恋调查报告》等相关调查,闪婚闪离、草率结婚离婚的人不足5%,绝大多数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婚姻大事的。而“离婚冷静期”人为地提高了离婚的时间成本、诉讼成本和其他附加成本。

“(‘冷静期’)间婚姻双方很可能因为财产、抚养权等问题反悔并重新激起矛盾冲突。离婚延宕难决,双方就会长时间无法静心投入生产和生活,工作、学习、育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负面影响。”蒋胜男强调。

北京从业18年的律师任飞帆也认为该条值得商榷。在她看来,“离婚冷静期”就像“少数人得病,全体人吃药”。“当两个人已经做出离婚决定,其实婚姻中的裂缝和漏洞就已经不可逆转了。”

任律师提到,北京还专设了一种“诉讼离婚快速通道”,本来适用于在京离婚的外籍人士,让他们可以尽快申请法院开庭,在最短时间内(甚至是当天)拿到离婚证,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快准稳”诉讼流程。

除此之外,任律师还发出疑问:“如果协议离婚需要冷静期,那准备领证的两个人需不需要冷静期呢?为人父母之前,需不需要冷静期、培训期?”

这一点契合了很多公众的担忧。甚至有人戏谑:如果结婚和离婚一样,也设置一个“冷静期”,大概就更不会有人结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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